我是一九六六年五月出生的，听大人们说我的家庭成分是“四类分子”。
童年时代，我不知道“四类分子”是什么 ，但是我知道那个时候我家里人的社会地位很低，经常接受生产队开会批斗，在村里从来不敢和别人吵嘴，受到了人家欺负，也只能默默地承受。
一九七三年，该上学了，母亲在深夜就着灰黄的豆油灯用旧衣服拆下来的布给我缝制了一个小书包。第二天清早，在反复叮嘱了我要听老师的话，不要和别的小娃们吵闹之后，把我送到了村里的小学校。
打小养成的逆来顺受的习惯，使我在学校了胆小怕事，从不和别人吵闹，上课认真听讲，老师教拼音和生字，别的同学把手放往桌上东搓西摸，我把手反在背后，只让一双眼睛盯住黑板，只让一张嘴跟着老师念，我记得住，经常受到老师的表扬。自此，老师告诫别的同学应学我都反着手上课。自从上了学，我的成绩一直很好。不光老师发现我学习刻苦，所有的人也这样表扬。从小学到高中，我几乎没有空一天课，从没迟一天到。
听老辈人讲，尽管当时我家的家庭成分是“四类分子”，但我的祖上也算读书族。相传我的祖上历任讼师，现在应该称作律师。由于诉状写得好，打赢了很多大官司，推翻了许多已经判决的案卷，所以历任县太爷到任都要到我家府上拜访，生怕自己判决的案子被翻案，影响仕途。据说清道光年间有一县令上任，听师爷说到任后拜访府上的习俗后甚为不满。这位老爷自信为官清廉，不必拜访乡绅。就这样互相相持了三月有余，县太爷终于坐不住了，想到乡下一探究竟。
八抬大轿在大门外落下，听到门人通报，当家人出来了。
“本县到任已三月有余，四方乡绅俱来朝贺，为何不见府上一人一宗？”没有过多寒暄，县太爷开门见山。
“回大老爷。在下一介草民，家境贫寒，手中没有半文铜钱，如何参拜大老爷。”当家人说的不慌不忙。
“如果你手中有了半文钱，你是不是去拜访本县？”县太爷步步紧逼。
“如果我周中有了半文钱，就一定去拜访大老爷。”回答的不卑不亢。
话说至此，县太爷从口袋里摸出一文铜钱，放在门前石上，从卫兵腰间抽出佩刀，手起刀落，将铜钱一分为二，拿起半个铜钱。
“我现在就把这半文铜钱给你，你什么时候去拜访本县？”话语咄咄逼人。
“恐怕没有等到在下拜访，大老爷已经身首异处了。”回答的有点不屑一顾
“此话怎讲？”县太爷颇感意外。
“你现在身犯两条死罪，身为朝廷官员，难道不知？”此语义正辞严，不容辩驳。
由于祖上的威望所及，县太爷不敢造次，小心翼翼地问道：
“那两条？”
“敢问大老爷，依大清律例，私自损坏货币该当何罪？你再看看你刀伤何人？”回答的声音尽管不大，但听到的人犹如五雷灌顶。
一枚铸着“道光通宝”字样的铜钱，被县令用刀，沿着道光字样一分为二。
“先生救我。”顾不上体面，保命要紧，县太爷倒头便拜，再也不敢提起到县衙朝拜一事。
传说终归传说，这件事情的真伪早已无可考究，但是从侧面反映出我家祖上的显赫。
说不清从什么时候家道开始败落，只是小时候听太爷爷说他父亲抽大烟，把家里的田产都变卖的所剩无几了。也庆幸这位抽大烟的祖上把家里的田产都抽光了，土改时才没有被划成地主。只不过到后期由于其他的原因被定为“四类分子”。
我的小学时代是在村子里用一座破庙改成的小学校里度过的，那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在农村，批斗运动很紧，记得有好几次晚饭时候，大队支部书记到我家小声对我母亲说，吃好饭到场院开会时，让我父亲上台多少说两句，应付一下工作队，现在这个形势就这回事，别太在意。
我知道，那是因为我母亲性格泼辣，事先不和我母亲说好，怕到时候搅了会场，他们下不来台。
在那个年月，不光小孩不懂事，大人也不懂事，农民只对上面的干部表忠诚，村民只对国家的政策表拥护。谁也不清楚是什么原因，使左邻右舍生活越来越苦，越来越贫。
父亲小时候读过私塾，高小毕业，当时在乡下算是半个文化人，经常教育我“贫不足羞，可羞是贫而无忘” ，“人能不食十二日,惟书安可一日无”。一直这样鼓励我们要吃苦，要读书。一直到我上高中，父亲还经常这样教育我“贫寒更须读书 ，富贵不忘稼穑”。
在今天看来，吃苦既是好事，也是坏事，因为苦害了我们，我们一直在痛苦中挣扎，没吃没穿，智力差，心身压抑，成不了大器。吃苦又是好事，那时磨炼了我们的意志，使我懂得怎样去学习去争取。出生在那样的家庭，除了努力学习，用自己的成绩赢得一点尊严外，还有什么路可走呢?和那个时代出生的大多数人一样，我也属于被历史耽搁的一代。然而在那个时代，有人沉沦，也有人奋起，我大概属于后者。记得那时候一个壮年劳动日工值一毛一，也就是说，父亲辛苦劳动一天只有一毛一的报酬。每个周日下午，母亲给我准备了一周的干粮和自家腌制的咸菜，然后再给我三角钱，算是一周午饭的菜金。记得有一次我最富裕。那天上学临走的时候我大舅来了，看到母亲给我三角钱，对我母亲说：
“出门不容易，多给娃点”。
母亲苦笑一声，从炕席下的纸包包里有抽出了两角钱给我。
那是我高中三年仅有的一次，当时我兴奋的不得了，一路小跑着到邻居家喊伙伴一同上学。
走进他家的大门，刚好看到伙伴的妈妈手里拿着一张五元人民币给我的伙伴发生活费。
“这个月你爸还没有开工资，少给你点吧。”我知道，他爸爸是一家国有煤矿的会计。
看到伙伴满心不情愿的接过妈妈递过来的轧钢工人，我的兴奋一下子跑的无影无踪。
这样的日子延续到了一九八五年我高中毕业，记得那个时候高等院校少，应届毕业生多，高中毕业后要先参加预选，也就是初试，取得高考资格后才能参加国家的高招。由于社会环境的影响，我们那一届毕业生参加预选，没有一个合格，我也是其中之一。
别了，我的学校。别了，我的童年。我正式成了一个农民。
农民就要有农民的样子，我开始了我的农民工打工生涯。
背上简单的行李卷，跟上一个远房亲戚来到平顶山。施工队承接的第一个工程是平顶山姚孟火车站信号楼主体工程建设。
亲戚带着我走到几堆山一般的沙子堆前，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抽着雪茄站在沙堆前。亲戚说这便是工头老李。听见声音，他抬起满脸胡茬的脸，咧嘴一笑，一口大黄牙。
“这是我昨晚跟你说的小伙子。”亲戚说。
他点点头：“好吧，按小工算，一天一块二。供吃供住。今天试工半天。”
我试工要做的，就是将这里的沙子装进斗车，再拉到五百米远的地方去，混好水泥，加水调成沙浆。尽管自己有着充分的准备，但依然有点招架不住的感觉，几趟跑下来，一身干净的衣服早沾满了泥土和沙浆。汗水像雨一般流着，眼睛被太阳晃得晕眩眩的，工头在远处，不时的看着我，这样一来，只好拼了命的做，总会过去的，我如此安慰自己。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才是自己最大的骗子，骗自己干活，骗自己开心。
忙碌的时间过得飞快。一转眼六点了，亲戚跑来，叫我收工了。来到住的地方，这是竹子搭建的简易工棚，一张席子，一块床板，算是临时的家。我们一起有十多个人，他们年纪都在三十以上，最老的怕是五十多了，只有我最年轻。因为都是老乡，也没有发生“欺生”的事情。做饭的大师傅，一看就十分的善良。早把饭菜端在了桌子上，炒土豆丝，还有玉米糁汤。吃饭时，工头说我还可以，明天就一起干活了。
建筑工地的生活持续了两个多月。我学会了砌墙、粉墙等建筑工人的基本技能。甲方技术员看我为人诚实，还有点文化主动教我测量预算等基础知识。我的工资也由每天一元二角，涨到每天一元五角。
记得那天中午，吃饭的时候，亲戚把我拉到一边，递给我一张火车票。
“咱们村学校要招收四名教师，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家里人已经给你报好名了，我也和工头说过了，这是火车票，你今天下午就走，明天参加考试。”
能够重新回到学校拿起书本是我做梦都想的事情，我没有犹豫，接过车票，连饭也顾不上吃，回到工棚，收拾一下简单的行李，踏上了回家的列车。
四个名额，报名的有一百多人，竞争也算激烈。但是，我刚毕业不久，再加上咱成绩也不太差，还是踌躇满志第走进了考场。
成绩揭晓，我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我担任五年级语文。
小学教育属于基础教育，根据木桶原理，我在培养尖子生的同时，重点对差生加餐加点。机会总眷顾有准备的人。第二年春季，全乡十多个校口统考，成绩揭晓我排名第三。老校长满面笑容：
“不错不错，还不到一年，成绩上升了三个名次。”
“主要是上任给我留的基础好，再就是你老领导的好，”
由于平时老校长没有架子，我在他面前说话也随便。
“知道谦虚了，好事。”校长把手一伸。
“把成绩册给我，让我看看都有谁不及格。”
老校长戴上老花镜，仔细地看了一遍又一遍：
“不对啊，都及格了，也就是说及格率是百分之百。这次排名是按照及格率排名的，咱百分之百排名第三，那么第一名该是百分之多少？难道是百分之二百。”
顾不上多说，老校长骑上他的水管大铁驴，直奔乡文化教育办公室。和文教办主任几经交涉，终于重新排名，把本来应该属于我的第一名奖状给我拿了回来。
此次事件一下使我成了全乡教育系统的焦点人物，连县教育局的个别领导也听说了。老校长露了脸，心情高兴，班主任津贴、少先队辅导员津贴、图书管理员津贴等等，巧立名目，在他的权限之内每个月给我增加了五元收入，算是特殊照顾。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在初中招生考试中，我带的毕业班全员录取，无一落榜，升学率达到百分之百。
两个“百分之百”，是我在新学期的工作安排中，各校口争相聘用。
将近一年的朝夕相处，使我和我的学生难分难舍，在众多的橄榄枝中，我选择了和我的学生一起到乡中任教。学生还是原来的学生，老师还是原来的老师，不同的是，原来的小学生成了初中生，原来的小学教师成了中学教师。
由于连年成绩突出，八九年被评为市优秀教师。次年一家企业子弟学校有意让我到那里工作。
一切手续百办理妥当，几个相熟的人在一块吃个饭，说是庆祝来到新的单位，席间有一个领导随口说了一句：
“咋看上学校那点活了，随便找个活都比那强。”
“咱不是没有别的本事嘛，人往高住走，水往低处流，那就麻烦给李书记给找个好工作，行不行啊？”
“算话不算，算话的话明天就跟我走。”
领导就是水平高，本来以为是客气话，谁知道是给我挽的套。
第二天一大早，一辆北京吉普车拉上我简单的行李，我成了一家煤矿的党委办事员。
后来，由于国家经济体制改革，我所在的单位停产了，我也成了众多下岗职工中的一员。
下岗后，我和做医生的爱人不等不靠，自筹资金，在一个小镇上开了一家小诊所。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我记得非常清楚，那是二零一五年三月十四日后半夜，爱人突然感觉到呼吸困难，接下来是四肢抽搐，一开始我还以为是脑溢血，赶忙给医院打电话。半个小时后，救护车来到家里，到医院一检查，方知是脑膜瘤。瘤子的形状和大小如卵。我们县医院的条件有限，赶紧转院到西安西京医院。接诊的是著名的西北第一刀张剑宁教授。张教授认真检查了病情以后告诉我。瘤子太大，手术的风险很大，成功率不高，让我做好思想准备。
还有什么好说的。有一线希望就要尽百分之百的努力。
也许是我们的诚意感动了上帝，手术非常成功。
一个月后我们出院回家，孩子还小，我们也庆幸她的不懂得，小小的她还不懂得她的亲人已是经历了生与死！
刚回到家的日子，爱人的身体很弱，躺在床上一动也不能动，我日夜守候在床边，偶尔趴在床沿边打个盹。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看看还有没有呼吸。生怕我一个不小心，她就离开我。我发现人有的时候会把要求降得低，我当时就是希望她不死，能说话能思维，就是不能走我也心甘情愿！
回家后她还是不能走，很弱，还要在家里进行长期的抗癫痫治疗。为此我学会了打针。爱人回家后的针全是我给她打的，这样省得麻烦护士，爱人没有一回说疼的，打了那么多针，竟没有起硬块，爱人说我可以转行当护士了。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半年，后来她在床上能够动了，自己会翻身了，慢慢地一年以后能下地了，但是还不能干活，也不能走远。我们相依了半年，我一天没有离开过她，有时出去一会，回来稍晚一点，她就问：“怎这样长时呀？”那神情就象个小孩儿。
诊所是开不下去了，数年后，爱人病情稳定了，为了生活我还要找个工作。刚好，河南能源龙王庄矿安置下岗职工，我应聘做了一名煤矿工人。
一切从头开始，我推过矿车，做过电机车司机，当过信号工，通风调度员，材料员等，十多年来，无论从事什么工作我都尽心尽力，尽职尽责，业余时间，笔耕不断，期间也有不少作品发表。二零一一年十月份被中国基层一线观察网聘请为特约记者。记者证为我的新闻采访工作提供了便利，稿件源源不断地发表，多次受到洛阳记者站的表彰。
二零一八年八月份，又被中国煤炭新闻网聘请为特约记者。《乌金之魂》、《矿边的小溪》、《梦里梨花白》相继发表。
人生几十年，弹指一挥间。对于我的历史我不后悔，我的生活是平凡的，但又是值得怀念的。我虽曾经痛苦，为命运所折磨，但我是骄傲的，坚韧的。如今的我，就象一个经历了销烟战火的老兵，鲜花荣誉对他没有吸引力。每天朝阳升又落，每天都有新的生活，平凡的世界，平凡的经历，平凡的人生，平凡的我。
本网特约记者张明勤 编辑 陈茂春